温：成都被誉为“天府之国”，也是中国皮革人才的摇篮。成都制革厂在20世纪中期是我国久负盛名的皮革大厂，请问当年成革厂的盛况如何？

徐：成都制革厂是当年国内一家规模不小的综合性工厂。其主要产品除制革、皮鞋两大块外，还有少量军工配件、牛胶、服装等产品，无论是军需还是民用，尚有点知名度。

这个厂的发展大致可分3个阶段时期：

（1）1950—1957年：新中国成立初，民用加军需。产品原以山羊鞋面革为主，1950年因西南后勤需要军用靴鞋供应，遂开始生产外底革、鞋面革和士兵鞋。

（2）1958—1975年：这个时期主要两大任务：一是建新厂，二是军转民。新建制革厂的主体包括制革和制鞋两个部分；在产品方向“军转民”的大背景下，调整产品结构主要体现为从牛皮制革转向猪皮制革。

（3）1975年以后时期。值得一提的是为满足当时市场需求，大家努力试制，一时新产品层出不穷，猪草、牛草、羊革，几乎全面开花，成革厂也兴旺外盛。

温：徐老，当时的西南总后军需生产是个什么概念？成都制革厂的具体任务是什么？

徐：当时的西南总后军需生产的产品，主要是军用服装和军用靴鞋。成都制革厂当时的具体任务是生产外底革、鞋面革和士兵鞋，这就包括制革和皮鞋两块。因为生产军用靴鞋要求使用真皮的面、底料，我们就得自行生产底革和鞋面革，直接供应制作士兵鞋。从技术要求而言，底革要求坚实耐磨，鞋面革则要求是黄牛多脂鞋面革。

温：请问你们当时在生产外底革和鞋面革的过程中，曾经遇到过哪些技术难关？是如何化解克服的？

徐：当时生产底革的关键问题是植物鞣剂（栲胶）的优选和供应有困难，市场上能供应的量极小。经探索后，我们采用低温浸提工艺，解决了青杠椀（子）鞣剂滲透慢、沉淀多、颜色深等缺点，运用长周期鞣制出品质优良的底革。经实际穿用试验，坚实耐磨，被评全军第一。技术亮点是如果没提条件控制适当，青杠椀（子）可作为优良鞣剂。可惜，限于条件，没有机会深入研究。至于鞋面革，是生产军用靴鞋的需要，上级要求生产黄牛多脂鞋面革。于是，我们参考前苏联的重鉻重植工艺，试制相当成功，既满足当时的军需生产，又为后来制造各种铬植结合鞣革（如装具革、凉席革）提供了参考范例。

温：在产品“军转民”的背景下，新厂所面临的产品结构大调整是势在必行的，那么，技术系统将首当其冲，请您谈谈当时是如何应对的？有何亮点？

徐：调整产品结构主要体现为从牛皮转向猪皮制革。当时，正值轻工业部根据中国国情号召大力推行猪皮制革，并在全国范围开展美化猪革的研究和宣传工作。西南地区闻风而动，我们厂也试验了不少品种，但真正能大批量生产的几乎只有猪修正面革，而且直到使用了上海生产的丙烯酸树脂后，质量才得以过关。后来，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要品种。该项成果与工艺通过四川省皮革学会组织的技术交流活动，在省内得到推广。

温：一个成功的技术团队，除了有一位知人善任、多谋善断、富有凝聚力的好统领和一批能相互理解、共同协作，富有敢想、敢干、敢作、敢为的人外，我想，这个团队背后的坚强支柱与后盾也是至关重要的，您说呢？

徐：在成都制革厂这一班人中，首先要提到的是1950年军需部派来的军事代表，后来任厂党委书记的杨阜同志。当年，正是他顶着“包庇”、重用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政治压力（这也是他在历次运动中被蒙受的主要“罪名”），放手让我们大胆工作，而且，有了责任他承担，有了成绩归功于大家。这样的坚强领导是难能可贵的，也为以后顺利开展技术工作打下扎实的政治基础。

温：您作为这支技术团队的“统帅”，那么所拥有的一班“大将”呢？可否请您谈谈您最默契的合作者或得力助手是何人？

徐：在专业技术方面的长期合作者有：沈瑞麟、叶式烈二位高级工程师。他们一直负责有关科研、开发、试制方面的工作。当时，每年都有不少新产品、新工艺的成果，转化为生产力的比例也许比专业研究单位还要高一些。另外，还有曾繁静、孟怀纪二位工程师。她（他）们专职负责解决日常生产技术的运行管理和试验成果的转化工作。曾工在开发山羊服装革与培训技术工人等方面颇有建树，功不可没；孟工在开发猪革品种和提高猪绒面革质量方面有突出成就，贡献卓著。

温：徐老，您们的技术团队就像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，您是这支乐团的指挥，您的作用不可低估。恕我出难题，可否请您对自己说点什么？

徐：我一开头就说了，败军之将，不足以言勇嘛！至于这支技术团队，当时在业内确属不可多得，成都制革厂当年兴旺鼎盛，新品种百花齐放，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功不可没；他们的奉献精神，可歌可泣！至于我个人，只是做了一些分内事，一些组织协调工作。总之，个人的作为微不足道。